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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國家:告別困頓和迷茫?

(來源:網站編輯 2018-12-22 12:28)

文章正文

   冷戰結束后,除了哥斯達黎加在既定的發展軌道上穩步前進外,其他中美洲國家在和平發展道路上面臨困頓和迷茫。它們一度跟隨美國腳步,試圖變得像哥斯達黎加那樣富足穩定,但一直未能如愿。此番轉變,或將在某種意義上拉開新的發展模式的序幕。有趣的是,非法移民群體有著自身的關切,他們擁向美墨邊境,期待入境美國。

獨立后百年——寡頭政治盛行


  1492年,哥倫布在巴哈馬群島的華特林島登陸,拉開了西班牙等國殖民美洲的序幕。西班牙的殖民統治以資源掠奪為主,在已經發展出瑪雅文明的中美洲也不例外。其后果是殖民地在3個多世紀里,沒有建立起自主發展所必需的外在環境和內在儲備。  
  1821年前后,西班牙在中美洲的“危地馬拉總督轄區”分成5個獨立的省份: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隨后五省合并成為墨西哥的一部分。兩年后,墨西哥國王退位,五省再次獨立,成立中美洲聯邦。 
  但各省發展程度差異較大,代表莊園主和教士利益的省份,與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省份之間沖突不斷。1838年,尼加拉瓜退出聯邦,隨后洪都拉斯跟進。同年5月,聯邦議會宣布各省可以自行成立共和國。兩年后,五省只剩下薩爾瓦多還高舉聯邦旗幟,而隨著薩爾瓦多宣布獨立,短命的聯邦正式解散。 
  此后,各國在一些大家族的主導下發展大型種植園經濟,生產單一種類的農產品,對外出口香蕉和咖啡。巴拿馬鐵路建成后,中美洲的咖啡向歐洲和美國東西兩岸出口日益便利。到19世紀末,咖啡在中美洲各國出口中占重要地位。短暫的繁榮也伴隨著大批失地農民的出現,他們不得不依靠種植園憑勞力謀生,為寡頭獨裁政治提供了經濟社會基礎。而高壓治理維持的穩定,終究潛藏著諸多內部分化帶來的動蕩風險。 
  1940年代前后,各國內部的人民運動興起,對獨裁政治構成一定打擊。一些國家比如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開啟了一些象征意義上的民主化改革,但終因缺乏必要的經濟和社會基礎,而陷入政治動蕩。其中,尼加拉瓜政變頻繁,高達139次。各國在短暫的政治轉型過程中,仍然建立起獨裁政治,靠高壓手段維持穩定。

冷戰年代——中美洲革命與危機并行


  各國內部的矛盾仍在發酵之中,冷戰又提供了新的外源性矛盾。美蘇雙方都把中美洲作為歐洲和中東之外的一個重要戰場。隨著古巴革命取勝,蘇聯在北美洲獲得一個堡壘。 
  古巴在1959年革命勝利后,就忙著向中美洲輸出革命。美國視中美洲為自家后院,不希望被革命浪潮席卷。為了對抗蘇聯,美國對外政策出現了非常矛盾的一面:在歐洲,美國標榜自己與民主力量站在一起,而在中美洲,美國又與各國的獨裁政權甚至是軍政府為伍,提供軍援,鎮壓內生外源性并舉的人民運動。 
  中美洲國家經濟上的單一性,為外部干預提供了便利。在與墨西哥接壤的危地馬拉,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占有半數以上的土地,種植香蕉出口,建設電報、港口等基礎設施,并對上述設施擁有壟斷權,卻享有免稅便利。當1944年興起的人民運動推翻獨裁政權時,聯合果品公司成為被整頓的目標,但是該公司與美國政要有密切聯系,艾森豪威爾政府的一些要員在進入白宮之前曾在該公司任職。 
  1954年,艾森豪威爾政府介入危地馬拉內政。中情局制定了以特定政治領導人為目標的暗殺計劃。根據內部暗殺手冊,“雖然暗殺在倫理上是不被允許的,但是個別政治領導人的職業生涯對自由事業構成明顯而又切實的威脅”。1954年危地馬拉政變后,一個親美的軍政府上臺。1982年9月,危地馬拉軍隊對當地瑪雅人發動大屠殺,9000多名瑪雅人被殺。 
  在尼加拉瓜,美國也是通過跨國公司與掌權的索摩查家族建立密切聯系。用美國駐尼大使的話說,這里是美國投資者的福地。1979年,當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推翻索摩查家族的統治并掌權時,卡特政府奉行人權外交,干預主要在幕后進行,收效不大。 
  里根政府信奉低烈度戰爭理論,主張用軟實力和局部軍事手段,在第三世界與蘇聯一爭高下。于是,美國在尼加拉瓜北方鄰國洪都拉斯建立反抗軍基地,希望日后用這支部隊推翻桑地諾政權。1984年桑地諾政權將美國告上國際法院,控訴其破壞性行動。直到里根兩屆任期結束,桑地諾仍然掌握著政權。 
  在薩爾瓦多,自1979年開始,美國政府提供援助,支持軍政府與馬蒂民族解放陣線進行了12年的內戰,造成7.5萬人死亡,8000余人失蹤。其間,政府軍以打擊游擊隊的名義,于1981年進行埃爾莫佐特大屠殺。1991年,阿根廷法醫對大屠殺遺址挖出的尸骨進行鑒定后,發現年齡最小的只有兩個月。 
  1980年代后半期,美蘇冷戰形勢緩和。1988年,戈爾巴喬夫在古巴宣布蘇聯反對向中美洲輸出革命。次年,老布什政府訴諸政治和外交手段解決中美洲問題,并停止援助反政府武裝。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因供給不足,不得不退回到洪都拉斯境內。中美洲國家內部的美蘇對峙也相對緩和下來,右翼勢力針對平民的迫害行動減少,左派政黨的反美調門也有所微調,各國紛紛開始政治、社會轉型,逐步修復戰亂的創傷。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蘇纏斗導致的中美洲危機潮中,與巴拿馬接壤的哥斯達黎加得以置身事外。盡管聯合果品公司也在該國經營,但哥斯達黎加對其課稅,同時發展本國工業,沒有讓聯合果品公司坐大到尾大不掉的地步。哥斯達黎加開展民主選舉,改變高風險的單一經濟發展模式,擺脫對美國的經濟依賴,加強與拉美其他國家和西歐的關系。1970年代,該國同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建立外交關系。1983年,哥斯達黎加宣布成為中立國,對騷亂不斷的鄰國具有免疫功能。

多極化——艱難的和平發展進程


  兩極格局結束后,中美洲國家終于走上修補創傷、自我發展的道路,但是過去的一切仍然如影隨形。由于缺少國家重建所必需的政治機制和經濟基礎,哥斯達黎加之外的中美洲國家,和平發展進程舉步維艱。 
  冷戰結束后,中美洲大多數國家都走上三權分立、民主選舉的美式道路,但也僅僅是具有了程序上的合法性。長期單一的經濟結構,導致各國始終未能成長出一個穩定的中產階級作為民主社會的中堅力量;經濟上對外依賴的脆弱性,催生了一個非富即貧的兩極分化嚴重的社會。這意味著少數精英勢力依然掌握著主要資源,多數貧苦民眾無法參與民主政治進程,穩定系數較低。2009年洪都拉斯再次爆發政變,便是例證。 
  在經濟上,各國積極與美國合作。2006年,中美洲五國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但是除了哥斯達黎加重視拓寬產業結構、平衡發展外,其余國家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初級農產品領域。土地仍然以大種植園為主,就業渠道狹窄,暴力犯罪率居高不下。與此同時,雖說是三權分立,但行政機構普遍一枝獨大,司法機構無法承擔其作為糾偏機構的職能。大批婦女兒童為躲避犯罪,長途跋涉前往美墨邊境,等待入境美國。 
  治理失效、暴力犯罪,為中美洲政權再次強化國家機器提供了契機。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都不同程度地重拾威權時期的安全措施,美國則提供了一些維穩方面的技術援助。一名洪都拉斯民權人士在華盛頓出席會議時諷刺道:“感謝美國的幫助,讓我國的國安人員有了長足的進步:利用更尖端的技術,推動犯罪和貪腐。” 
  為了緩解自身面對的難民壓力,2014年美國啟動中美洲北三角繁榮聯盟計劃。美國提供援助,期望以此減少難民入境。但是該計劃的資金一直沒有完全到位,到特朗普執政時期,還削減了先前預算。 
  不過在多極化時代,即便對內治理乏術,外交領域也不乏機遇。洪都拉斯總統埃爾南德斯的表述,頗能代表這波外交轉向潮的特征。他認為,美國削減支持,將阻礙洪都拉斯遏制非法移民的努力,但中國在中美洲日益增長的外交存在,為當地提供了一個機遇。 
  話說回來,不管依靠何種來源的援助,如果中美洲國家不能在接受援助的過程中將其內化為自身的能力,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安全等領域逐步消除滋生動蕩和犯罪的根源,更換靠山,也于事無補。或許哥斯達黎加的經驗更具有實踐意義,畢竟它們曾經有著共同的沉重歷史,也曾面對相似的困頓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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