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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需開展“有管理的包容性競爭”

(來源:網站編輯 2019-03-26 18:41)

文章正文

2018年11月9日,訪美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在五角大樓與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會談。圖為兩國國防部長在會談前的歡迎儀式上。

  2017年12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其出臺的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明確定位為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和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在這種新的對華定位認知指導下,美國在經貿、安全、南海、臺海和人文交流等兩國關系重大議題上采取了一系列高強度、高頻次的強硬舉動,給中美關系的良性發展造成巨大沖擊。

中美互動正進入競爭為主的新階段


  面對美國對中國的新定位和種種咄咄逼人的政策操作,中國戰略界高度關注的一個問題是,中美關系的變化究竟是仍在發生“量變”還是已經迎來“質變”?判斷這個問題,需要準確界定中美關系變化的邊界和臨界點。簡言之,歷史上看,大國關系存在合作、競爭和對抗三種典型的互動方式。這三種方式并不是絕對孤立存在的,各種狀態在雙邊交往的不同議題上會有交互式并存。正因為此,不少人認為競爭中合作、合作中有競爭是中美關系的“常態”。不過,在特定階段,某種互動方式會占據主導,從而限定雙邊關系的基本模式。回顧中美關系的歷史,在1972年開啟關系正常化之前,中美關系以全面對抗為主要特征。1972年以后,中美合作的重點在戰略安全領域,逐漸起步和加深,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冷戰結束后又迅速轉移到經貿領域。此后多年里,中美關系的發展始終伴隨著各種緊張和危機事態,但并未改變合作為主的總體格局。
  當前,中美關系正在開啟一個以競爭為主導性互動模式的新階段。從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態勢看,以脅迫外交和攻勢行動為基本特征的對華政策具有長期性和系統性。在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中美合作并不會被中斷,因為兩國在應對全球性挑戰、維護地區安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等領域仍然擁有廣泛而巨大的共同利益。但是,雙方達成和維系合作將會經歷更艱難的博弈過程,即便在合作框架下紛爭和摩擦也會愈發頻繁。
  中美關系即將開啟競爭主導的模式,首要原因是兩國核心利益的兼容性隨著國際格局轉變而下降。長期以來,美國將維護全球領導地位和西方主導的秩序模式作為自己最大的核心利益。在冷戰結束后相當長時間里,美國并不認為中國有能力對自己構成挑戰,并且期望通過接觸政策來塑造中國,引導中國按照其所希望的路徑發展。作為一個快速崛起的大國,中國對自身核心利益的界定不是一成不變的,必然會隨著國家實力的增強而擴展。現如今,美國認為中國國家實力的日益崛起以及影響力在全球范圍內的拓展必然對美國的核心利益構成挑戰。特朗普改變了美國政府長期奉行的自由國際主義霸權理念,轉而強調“美國優先”和單邊主義,但在維護美國主導作用這一核心目標上并未發生松動。
  競爭主導成為中美關系的主要特征,還源于美國戰略界根深蒂固的“敵人意象”。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設計總是圍繞某些明確界定的敵人或對手而展開,以此為基礎進行戰略部署,調整戰略資源,并最大限度地動員社會支持。在每屆政府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對于美國面臨的“主要戰略威脅”都有明確論述。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并不是特朗普政府首創,早在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臺之初就提出過類似概念。只是由于9·11事件的發生,有關正式文件尚未出臺,美國的整體戰略焦點便不得不轉向打擊恐怖主義,中美關系的合作基本面得以維持和擴大。
  在合作為主的階段,中美兩國能夠靈活務實地擱置彼此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發展狀況和其它重大議題上的分歧,以協商方式尋找建設性和共識性的方案,推進彼此共同利益。在競爭為主的新階段,中美關系則會呈現出更大的波動性。美國近期在貿易問題上的對中國“極限施壓”表明,美國不再遵循雙方已達成的合作框架,會單方面抬高要價或以退出合作為威脅,通過脅迫和升級來實現自己所期望的更大獲益空間。

如何管控競爭


  在國際政治中,每個國家都會為實現本國利益而進行博弈,在難以達成合作共識時產生摩擦并不奇怪,和諧共處更多只存在于理想之中。需要正視的是,大國競爭如果得不到恰當的管理,就會推動雙方關系朝著對抗的方向發展。冷戰初期,美蘇雙方都沒有意識到管理戰略競爭的重要性,而是不斷夸大對方對自己的威脅能力和意圖,以針鋒相對、以牙還牙和輪番升級競爭作為基本策略,兩個超級大國由此走向長期的總體對抗。歷史教訓表明,如果競爭國的領導人、政治精英和民眾意識不到競爭失控的風險,任由競爭升級,最終會導致代價高昂的非本意后果。
  盡管中美戰略競爭仍在初始階段,但管理競爭的緊迫需求已經凸顯出來,需要得到兩國戰略界的重視,雙方有必要加強專門溝通,爭取達成一定共識。管理競爭的基本目標應是限定戰略競爭的性質、范圍和手段,使兩國仍能維持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合作,避免走向長期系統性對抗,從而對彼此核心利益構成根本性損害。在競爭主導的階段,中美關系的最好前景是進行有管理的包容性競爭,而非缺乏管理的對抗性競爭。
  “有管理的包容性競爭”首先需要明確界定彼此的合理利益范圍,避免追求不切實際的目標。對中美兩國而言,本國的國家實力和發展階段是制約各自在國際體系中可實現利益范圍的根本因素。現階段,由于經濟和軍事實力仍遠超其他大國,美國執意將維持全球主導地位作為其核心利益,盡管實現這一目標的成本和代價非常高昂。但是,如果美國試圖以遏制和阻斷中國的持續崛起進程來實現這一目標,就是盲目的自負。仍在成長的中國則還需要集中精力不斷提升國家的綜合實力,而不是像美國一樣追求地區或全球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有管理的包容性競爭”需要雙方根據議題領域的性質和規則采取針對性的博弈策略,避免將不同領域的競爭相互掛鉤,使問題高度復雜化、戰略化。當今時代的國際關系具有高度的規則化特征,中美在每個議題領域的博弈都受到技術條件、制度安排和操作程序的限制。在經貿領域,雙方盡管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認可程度和解釋方式存在差異,仍需接受既有或根據新形勢修訂過的規則的約束,而不能進行完全無規則可循的無序競爭。在軍事領域,中美海空力量的相互抵近越來越頻繁,但雙方也已達成相應的安全行為準則,有關努力還在不斷完善之中,有助于避免誤判和事故。
  “有管理的包容性競爭”還意味著中美要盡可能將競爭限制在利益博弈和較量的范圍之內,避免無意義地擴大競爭范圍,尤其是避免走向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對立。在這個問題上,冷戰仍然提供著有益的歷史鏡鑒。兩個大國如果將競爭上升到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層面,會形成難以調和的矛盾,挑起兩個社會之間的長久對立和沖突。對任何國家而言,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化都會帶來難以承受的代價。
  中美競爭加劇會對長期以來我們習以為常的處理兩國關系的思維方式造成沖擊,在應對上也有一個逐漸適應和調整的過程。在大國崛起過程中,國家實力的增強并不必然帶來戰略應對能力的同步提升,而必須通過應對各種外部壓力、挑戰和風險的實踐來積累經驗、鍛煉能力,從而將國家的物質實力轉化為可適應國際競爭的制度安排、戰略規劃和資源配置。因應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現實,保持穩重克制的戰略風格,通過有限度的斗爭和有誠意的合作來維護好自己的正當利益,是成熟大國需要展現的智慧和態度。
  (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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